行人寥落的小径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写过一首诗，篇名叫《没有走的路》。最近重读此诗，觉得就像是针对我的情况而写，诗中所说的“今后的岁月里，在某处”，必完全可以与我此刻所处的此时此地相对应。

弗洛斯特在诗里写道：黄树林中两条小路岔分，可惜“我”不能同时并行。两条都同样秀美，都很吸引人。“我”决定来日再走先见到的那条。“我知道世上路与路相连，／却怀疑我能否返回。／我会在今后的岁月里，在某处／讲述此事，并带上一声喟叹：／林中有两条小路，我———／当时选择了行人寥落的那条，／结果造成多大的差别。”

在80年代初，我也面临着两条分岔的小径。当时百废待兴，读者都希望能补看到多年来译介盲区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海明威是一个众所关注的中心。我作为一个美国文学的研究介绍者，自然会想到他那部气魄最大、写西班牙内战的《丧钟为谁而鸣》。书中因对第三国际代表有些微词，苏联与我国都一直未翻译出版。我觉得此时应不再成为问题，便与出版社接洽。经试译通过，双方签订了合同。我也译成一部分，在某刊物上登出。可是就在此时，周扬同志给一家权威出版社写了封信，并转去一部《丧钟为谁而鸣》的译稿。周扬信里说，译者原是电影学院学生，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下放劳动，在艰苦环境中他不放弃文艺业务，将此书译出。译者觉得此时此书应该可以出版了，便将译稿寄给“老校长”（周扬曾任电影学院院长），请费神推荐出版。周扬的信中还说，译者情况令人同情，希出版社尽量照顾云云。

这家出版社收到后，以《丧钟》一书不在自家出版规划之内为由，将信、稿转给与我订了合同的那家。于是那家出版社与我“商量”。我看得出他们的意思，便顺水推舟，回答说，既然有人已全部译出，我仅仅是开了个头，当然可以停下。（当时很傻，竟没有想到按照合同规定索取经济补偿！）于是出版社请人加工，出版了这一译本。

如果没有周扬同志这一善意行动的干预，我顺顺当当译完《丧钟》，译本顺顺当当出版，情况又会如何？当然我不会掐指算命，不过反正那条路总会好走一些吧。因为福克纳的作品要比海明威的难译得多，而且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除了我，几乎没有别人。我是孤军作战，打的是一场“oneman’swar”。

总之，我“选择”了“行人寥落的那条”路，译起《喧哗与骚动》来。想不到一做就歇不下来，直到几乎精疲力竭。

其实，我译福作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在这以前，我编了一本《福克纳评论集》，为《美国文学简史》与《大百科》撰写了有关福克纳的篇章与条目。这样做也有好处，使我对福氏多少具备一个总的认识，可以从全面高度来审视福氏的单部作品，而福氏创作的一个特点正是：每部作品都环环相扣，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编《评论集》时已感到：“在读者未读原著的情况下请他们先看太多的有关评论，恐贻本末倒置之讥。（该书前言）”我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要译介他作品的责任感。另外，我通过对福著的探索与熟悉，也产生了一种亲和感。首先，福克纳是南方人，我也是南方人———当然，是中国的南方人。福克纳写旧家族的没落，我这人感情上也比较怀旧与保守。我曾说过：“我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的孤独礁石般的不理会潮流。而且，在我看来，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也比表现成功者的发迹或情场得意更具美学价值。我还说过：“……1979年，国内知道福克纳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作为《评论集》的编选者，我曾担心这本书的出版会不会是一次‘旷野的呼喊’。”既然福克纳作品应该介绍又没有别人来做，那只好由我自己来承担这项工作了。岂不闻佛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最先译的并非《喧哗》的第一部分，而是第二部分，即“昆丁的部分”。袁可嘉先生当时正与几位先生合作，编一部《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他约我译这段，作为典型范例，显示“意识流”这一类别的特色。我译出交给了他。袁先生在推广福著上有功，但也有“罪”。他将福作“扁平化”了。似乎福克纳只会一种技法，那就是意识流。而这个看法（或印象）也在我国文学界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接着，也许是因为“昆丁的部分”引起注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施咸荣先生又约我将第一章即“班吉的部分”译出，登在该社出版的大型外国文学刊物上。这以后，将全书译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是从1980年2月开译，一直到1982年6月才将全书译出的。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大概总有两年，《喧哗与骚动》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噩梦。”因为，此书“内容并不算复杂，它的结构与表现手法却颇为精巧与深奥……在四段叙述中，每个人物分别塑造自己、别的叙述者与其他有关人物的形象。这样的手法有点像可以形成多种序列的数学上的排列组合，也像古兵法家指挥下灵活多变的八卦阵。译这样的‘七宝楼台’式的作品自然费劲。这就像一个演员要同台演生旦净末丑，既要进入角色，又要超脱角色，……手忙脚乱的狼狈状是可想而知的。”

“多种角度仅仅是翻译上困难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准确再现人物的意识流。在前三章里，人物脑子里的细节与事件并不是按时序与逻辑次序出现的，而是此起彼伏，此伏彼起，推前涌后，倏忽变动。”

《喧哗》中译本是1984年10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初次印刷87500册。事情本来到此就可以告一结束了。然而，不久后，我见到了1987年美国诺顿公司出版的该书“修订本”。校勘者是美国福学专家诺埃尔·波尔克。据波尔克说，他拿福克纳此书的手写稿、复写纸本打印稿与1929年出版的初版本仔细比较，务求使一个与作者“最终意图”相符的版本得以出现。我知道我的苦头还没吃完呢。于是又花了几个月，根据修订版原文把译本改了二遍，顺带对过去不甚满意之处也作了些更动。经过修订的译文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后来，在译文社出版社购到“福克纳文集”（共七种）版本时，又由该社在1995年出版。几种版本累计印数该有十五万册左右。至此，我这项工作算是“功德圆满”，可以与之告别了。

目前，此书似已成为我国文学爱好者与文科大学生必读书之一。但最令我得意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说为汉语增添了一个新成语：即“喧哗（嚣）与骚动”。报刊上也好，书籍中也好，每当作者要表现乱纷纷、闹哄哄的场景时，似乎总忍不住要用这五个字。我见到不免莞尔一笑。

至于译文质量如何，我想，由译者自己来说不免有“自卖自夸”之嫌，至少是不得体的。这该由读者与评论家来判断，最终还得由历史老人说了算。我就不说了。